黄帝陵

   
　　历史逝而不返无法重演，身后却留有足迹。古代人们的活动及环境的物质遗留，为后人探究历史真相提供了真切的凭据。因此通过考古发现对传世文献进行验证，更有助于人类拔除弥漫在史实周身的雾障、重拾曾被自身遗失的记忆。文献视野中的黄帝，与中华文明的开创息息相关，夏鼐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由考古学来解决”[1]，那么作为中华文明初曙时期的关键人物，黄帝的问题也是如此。
　　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对此近百年来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目前有两种观点各自在相当广的学术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一种以为是文字、铜器、城市、礼仪性建筑等物化形式，一种以为是国家的出现[2]。前者的概括很具体，后者则较为抽象。无论具体还是抽象，同样适用于对黄帝文明的考察。
　　发明文字这一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发生在黄帝时期[3]。传说黄帝之史官仓颉造字。现在看来把文字的产生归功于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显然不合逻辑。考虑到文字的产生轨迹，我们认为仓颉对文字的贡献是整理而非创造。整理的前提是有积累了相当多数量可资整理的素材。这些素材当时是否确有?大量考古发现为揭示问题的答案提供了线索。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往往是以一系列仰韶文化陶器符号为出发点的。经科学发掘而进入现代人视野的半坡遗址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首先引起了学界的重视；类似符号在同一类型其他遗址如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甘肃秦安王家阴洼、大地湾仰韶层，河南灵宝北阳平、西坡遗址和河北永年台口村遗址仰韶层等颇具规模的出现又提供了更多可供分析的资料。据统计所见刻有符号的陶器陶片半坡遗址件有113件，符号27种；李家沟有23件，8种；姜寨129件，38种：大地湾10余件，约10种。这些符号(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归并后超过50种)刻划多见于涂有黑色带纹陶钵口沿，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4]。尽管半坡遗址的发掘者谨慎地表示“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原始形态之一”[5]，多数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是直指其为早期文字[6]。有学者甚至根据传统“六书”说对半坡符号进行分析，指出在半坡时代之前“汉字已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历程”[7]。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早于半坡类型的甘陕地区大地湾一期文化，同于半坡类型的安徽蚌埠吴郡乡双墩村新石器遗址，晚于半坡类型的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柳湾墓地、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杨家湾墓地都有与半坡符号形状、大小极为相似的陶器符号出现[8]。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发现的不同遗存中所存在的这种冲破时空藩篱的共性却绝非偶然。结合专家们的论断，我们认为在大约距今7000年的以甘陕为重镇的相当广泛的区域内，仰韶文化的创造者们已经使用相对固定、约定俗成的文字。这种文字因其原始性成为现代人眼中的“天书”，但当时却参与了文化的交往和传承。炎黄时代始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期[9]，无论黄帝族最初的活动区域被表述为“陕西的北部”[10]还是“西部偏北”[11]，其时已有文字应该不成问题。
　　关于铜器与黄帝时代的关系，《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拨，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类似说法又见于刘向《列仙传》：
　　《仙书》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群臣百僚悉持龙髯，从帝而升，攀帝弓及龙髯。拔而弓坠，群臣不得从，仰望帝而悲号。
　　直观地看这则资料提供了两个信息：1．黄帝已会采铜铸器：2．黄帝于器成之后乘龙升仙飞离人世。前者易于理解，也在考古学上找到了依据——仰韶时代的遗址中已出现冶铜遗存，如陕西临潼姜寨一期、山西榆次源涡镇、河北武安赵窑等地都发现了经铸造而成的铜制品[12]，甘肃东林乡马家窑类型地层中甚至发现了一把完整的青铜刀[13]，说明秦汉时期人们关于黄帝制铜的记忆还是相当准确的。问题是黄帝的制铜与升仙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考古发现龙山时代中国的铜器冶炼更加进步，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土物分布区域更广，据统计“大约在东至胶东、西达甘青、北抵河套、南至鄂中这一广袤地带，发现有早期铜的遗址已超过25处”[14]；二是出土物种类数量增加，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出土铜制品达30件[15]；三是铸造技术水平提高，如工艺流程细化、合范出现等等[16]。种种迹象表明此期中国已进入“铜器时代”[17]。我们根据这种情况推测，黄帝铸鼎既成而乘龙升天的传说，所反映的就是“铜器时代”的到来。“铜器时代”到来，“以玉为兵”的黄帝于是在古人的心目中绝尘而去，便乘龙升仙了。
　　近年来新石器时代城址的研究成绩斐然，大量4000年以前的城址被陆续发现，范围遍及各个历史文化区。在传说中黄帝部族的早期活动区域陕西北部，存在大量时代集中在距今5000～4500年、建筑技术较高的石城遗址[18]。在黄帝后来最主要的历史舞台中原地区，据统计仅1992～2002年间所见就达62座，其中郑州西山城址展示的内涵尤其令人惊喜。西山城址是目前发现的中原地区年代最早而筑墙技术最高的城址，其年代经测定在距今5300～4800年间。遗址现存城内面积1．9万平方米，其中存在大量建筑遗迹。城墙宽3～5米、残高1．75米、残长265米、深4米；基槽挖至生土，基底宽达11米；墙体系用方块版筑法分段逐层逐块夯筑而成——这种较为进步的技术表明我国中原地区城址的起源早于距今5000年；墙外用以挖沟取土的环沟宽5～7．5米、深4米——如此大的工程量又表明筑城所需大量人力非小规模社会组织能提供。此外，西山的文化遗存中还包含有受周边地区如大汶口、屈家岭文化影响的明显证据，反映了这一时期各种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碰撞和交流[19]。西山城址的时代、地理位置及文化内涵与文献中黄帝的时空背景非常吻合，有人由此认为这座“中原第一城”就是黄帝时代故城[20]，甚至直指其为5000年前的黄帝城[21]。
　　黄帝对于礼仪制度的贡献，诸如“垂衣裳”、“作旃冕”、制鼓作乐等，在早期文献中可谓屡见不鲜[22]。黄帝时期有无礼仪性的建筑?文献在描述这个问题时，却显得着墨不足。先秦记载中能引起我们注意的，也只有“黄帝立明台之议”[23]一条。何谓“明台”?从稍晚《水经注·谷水》中“昔黄帝立明堂之议”、《玉海》卷88《器用·鼎》引《管子》“黄帝有明堂之议”可知，“明台”即“明堂”，也就是后来人们想象中的远古帝王祭祀与布政的建筑。这种建筑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
　　黄帝曰合宫，有虞曰总章，商曰阳馆，周曰明堂。[24]
　　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谓之合宫。……唐虞祀五帝于五府。……夏后氏享祖宗于世室。……殷人曰重屋。周制，季秋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25]
　　明堂之制……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26]
　　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27]
　　在同一时期称呼也不固定：
　　夏后氏世室。[28]
　　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29]
　　大室屋坏，……大室犹世室也。[30]
　　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称其为“大室”，是“以容积言”；称其为“明堂”，是“以方向言”[31]。至于它的具体形态制度，已无可信的资料来源，所谓“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32]。
　　无论名称怎样与时变化，形制规模如何难以廓清，文献中关于明堂的两个线索看起来十分清晰：其一，先秦及汉代的人们认定黄帝时期已有明堂之制，如汉武帝时人呈献的一份明堂建筑图就托为黄帝时物[33]；其二，明堂具有明显的礼仪功用，如黄帝在明堂向贤者学习[34]、周文王在明堂被“宗祀”[35]、周成王于洛邑建都后也在明堂举行一种以酒灌地祈求神灵降临的祭祀仪式[36]，故后人总结说它“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37]。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90l号特大房屋建筑遗址和河南省灵宝市西坡遗址105号房址的先后发掘对此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大地湾901号房址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仰韶晚期房址。这座房屋位居大地湾乙址建筑群的中心区域，自身面积达290平方米。房屋坐北朝南，内部布局呈多间式，由主室及左、右、后室构成，前有附属建筑及宽阔场地。其中主室的规制令人惊叹，其东西长16米，进深8米，室内面积近140平方米；中部偏后见左右对称、间距8．2米、各自直径约90厘米的两个圆柱：室中央有直径超过2．5米的火塘；前墙有三个正门及分别与左右侧室相连的两个侧门；地面采用料礓石烧制的人造轻骨料与凝胶材料铺设，厚实坚硬，平整光滑，罕见裂纹，经检测相当于今100号砂浆水泥地面的强度。整个建筑面积约420平方米，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左右对称、主次分明，俨然一座气势恢弘的殿堂。加之周围约1000平方米范围内不见同期其他房址，一个以此房址为中心的宽阔广场就此展现在现代人眼前。堂前广场上的两排柱子及其前面的一排青石板更增添了整个建筑的神秘色彩[38]。
　　这种殿堂加广场的建筑模式究竟有什么用途?有学者将901号大房子与文献中的“明堂”进行比较，认为其主室因面积可谓之“大室”，因朝向及有三个正门可谓之“明堂”，因地面做工考究坚硬光亮而合乎“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的要求。因此“从行政角度讲，它是当时酋长首领们集会议事、布政之宫；从祭祀角度论，它是人们举行祭祀活动的中心庙堂——大庙大室或宗庙大室，是祭政合一、权利中心所在”。至于广场，由于两排柱子可能是代表各氏族部落的图腾柱或挂设各宗氏旌旗的立柱，一排青石可能是贡献牺牲的祭台，因此“当然也是举行重大的集体活动时使用的神圣空间”[39]。
　　西坡遗址105号房址时处仰韶文化中期，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发掘者根据房屋的居住面、墙面及部分夯层面均被涂成红色，柱础坑周围有红色辰砂等迹象推测该房址可能是有特殊用途的原始殿堂[40]。
　　虽然以901号、105号建筑为明堂大室尚不能落实，但结合其他保存较完整的仰韶遗存(如陕西姜寨、北首岭，甘肃大地湾甲址等)中都能看到房屋向心构成神圣空间的情形[41]，同期遥远的大汶口遗址中也发现存在“庙堂大室”类大型建筑的征兆[42]，仰韶中晚期普遍出现氏族部落集会、祭祀、举行庄严仪式的公共场所应该不存在问题。仰韶文化后继者陶寺遗址大型墓葬中出有重要礼器[43]更证明古人“礼始于黄帝，至尧、舜而备”[44]的说法并非呓语。
　　以国家的出现为史前社会的终结和文明社会的开端的认识形成已久，恩格斯就曾经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但由于各个古老文明形成的途径各有其特点，致使这种概括显得过于笼统。例如谈到国家形成的标志这个具体问题时，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会交出不同的答案：对古代希腊罗马而言，或许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45]；对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而言，或许是人口集中同时兼具商品集散地功能的城市；对古埃及而言，则是灌溉区的修建和划定[46]；等等。更不容忽视的是，以上答案都不适合中华文明。如何从个性之中寻求共性?结合“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47]这一合理命题，借助于考古学成果，寻找阶级与强制性权力机构物化标志物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顺着这条思路研究者发现，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充分条件是与阶级阶层的分化相结合的城邑的出现[48]。黄帝时期这一充分条件正在形成。在姜寨、北首岭等著名聚落遗址中，贫富分化的迹象已经出现。如北首岭东区的35座单人墓中绝大多数见有随葬品，墓均陶器5件，另有大量骨器及部分石、蚌、骨质器物，其中随葬品较多的77M8有陶器11件、骨镞42件、骨珠176粒、牙饰石饰各一件；南区墓葬的随葬品人均仅1．3件，并且多数墓葬中连一件都没有发现[49]。这些资料显示氏族中的平等规则正面临挑战。进入龙山时代后，山西陶寺遗址的情况更令世人瞩目。陶寺遗址的总面积在43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墓地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迄今发掘的距今4550～3950年间的墓葬超过1300座[50]。根据规模及随葬品的质与量，发掘者将陶寺墓葬的类型划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格。其中大墓数量不到发掘总数的1％，小墓超过80％，呈现出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大墓的随葬品量多质美且已出现龙盘、鼍鼓、特磬、土鼓、玉钺等象征特权的重要礼器，反映出墓主的王者风范，而小墓多“一无所有”，甚至个别尸骨上还有受刑痕迹[51]。一定的墓葬制度势必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金字塔式的葬制是当时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最直接的物化形式，是“人们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体现”[52]。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发掘者甚至还从几座大型墓葬随葬品的变化中找到了当时首领“已经实行世袭制的证据”[53]，说明陶寺“确已发展到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了”[54]。如果再调整焦距将陶寺城址这一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纳入观察视野，我们会发现整个遗址所呈现出的都邑性分布格局——国家的身影已依稀可见。因此发掘者认为它是尧舜时期的“成熟方国”[55]。虽然陶寺是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但历史是持续发展不容割裂的，它所反映的阶级关系、社会形态、文明阶段不会突如其来。陶寺是仰韶文化发展的去脉，其中的轨迹十分清晰[56]。那么既然它已经呈现出邦国的姿态，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其前身已具备了某些让它大放异彩的先决条件——至少在进行质变前的量变。因此我们相信，黄帝时期正是国家最终形成的前夜。
　　考古学上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确实是中华文明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关键阶段。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对黄帝“人文初祖”的传诵并无不当——他真的站在了文明的门槛上。
　　注解：
　　[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8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2]参见朱乃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
　　[3]《淮南子·本经训》。
　　[4]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6]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新加坡《南阳大学学报》，1969年，第3期；《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45本，第二分册、第三分册，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50本，1979年。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张光裕：《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二卷，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李学勤：《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文史知识》，1984年，第5期。
　　[7]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五十本，第463页，1979年。
　　[8]甘肃省博物馆等：《一九八○年大地湾一期物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初论》，《文物研究》总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青海省文物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5年；宜昌博物馆：《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9]严文明：《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1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12]半坡博物馆等：《姜寨》，第149、343页；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唐云明、孟繁峰：《河北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13]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4]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12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黄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6]李京华：《关于中原地区早期冶铜技术及相关问题的几点看法》，《文物》，1985年，第12期。
　　[17]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12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三秦都市报》，2006年8月13日。
　　[19]《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20]许顺湛：《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故城》，《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21]张玉石：《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与研究》，载自许虹、范大鹏编：《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22]详见《周易·系辞下》、《世本》、《山海经·大荒东经》、《史记·秦本纪》、《汉书·律历志》等。
　　[23]《管子·桓公问》。
　　[24]《玉海》卷八八《器用·鼎》引《尸子》。
　　[25]《通典》卷四四《礼四》。
　　[26]《旧唐书·礼乐二》。
　　[27]《明堂考》。
　　[28]《周礼·考工记》。
　　[29]《竹书纪年》。
　　[30]《春秋穀梁传·文公十三年》。
　　[31]顾颉刚：《史林杂识》 (初编)，第148页，中华书局，1997年。
　　[32]《旧唐书·礼乐二》
　　[33]《史记·孝武本纪》。
　　[34]《管子·桓公问》。
　　[35]《孝经》。
　　[36]《尚书·洛诰》记：“王在新邑……王入太室裸”，正义引王肃云：“……裸者，灌也。王以圭瓒酌*鬯之酒以献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饮谓之裸。”
　　[37]《淮南子·本经训》。
　　[38]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
　　[39]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31～3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4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年，第3期。
　　[41]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第231～23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2]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成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43] 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44] 《白虎通义·崩薨》。
　　[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6～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46]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4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48]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51]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52]石兴邦：《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史前研究》创刊号，1983年。
　　[53]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载自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54]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85年，第3期。
　　[55] 高炜：《晋西南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
　　[56]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王震中：《略论“中原历史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黄帝祭祀研究/何炳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03